今天是12月13日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。纪念馆“哭墙”前摆放着一束束菊花，遇难者的姓名刻在石上，但更多的名字已无从查起。

不久前，纪念馆征集到573件（套）文物史料。每一件都是时间缝隙里扒出的证据，也是为那些没有名字的人争取被看见的机会。其中有一封信格外刺眼。这封信写于1938年1月8日，侵华日军一名普通士兵给父亲写的家书中描述了南京郊外的“死刑栈桥”。他用轻描淡写的语气写道，每天用日本刀斩杀、射杀中国战俘和伤兵，把尸体全部抛进长江，“真痛快”。

研究者已经查清了这封信的主人所属部队、家庭住址及死亡时间，都有日方档案为证。与这封信摆在一起的是1937年底的外国报纸。法国报纸写南京沦陷前“尚有百万居民”，美国报纸报道“日军入城后发生大规模屠杀”。美籍医生在东京审判上作证：南京人口从战前约100万锐减到不到50万。这些证词、报纸、照片和档案来自不同国家、不同立场，却指向同一个事实：在当时，南京大屠杀就是国际社会公开报道的恶行。

然而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一遍遍否认，时而声称“当时南京人口不到三十万，不可能死三十万”，时而辩称“大屠杀不存在，只是‘南京战’”。直到今天，他们仍在删改教科书里的“占领南京”“南京大屠杀”字样，甚至施压长崎原爆资料馆，要求将“南京大屠杀”改为模糊不清的表述。一边在本土修建“和平公园”、举办“反战展览”，一边竭力擦去侵略他国的历史痕迹，仿佛一切从未发生。

当幸存者用尽一生等待一句正式的道歉而不得，谁有资格替那些沉默的冤魂说一声“算了”？我们铭记，是为了捍卫被践踏的尊严，是为了让每一个生命得到应有的尊重；我们坚持“不原谅”，是因为侵略者尚未真正承担起历史的责任——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无法推卸的使命。

幸存者们正在老去，登记在册的仅剩二十余位。今年秋天的家祭，到场的老人又少了。每一位的离去都是一座活生生的记忆碑刻的崩塌。在加害者连“承认事实”都不肯的前提下，任何劝受害者“放下仇恨”“向前看”的话，都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。

八十八年，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，但对于每个具体的生命和家庭，却是承载了血泪的漫长岁月。我们站在今天，回望那个寒冷的冬天，不是为了咀嚼苦难，而是为了确认：一个不能正视自己罪行的民族，无法真正走向未来；一个不能守护记忆的国家，难以确保和平永驻。我们不原谅，是因为没有得到原谅的资格。这份沉重的权利属于每一个永远留在1937年冬天里南京城的人，属于每一位身上带着伤疤、心中留着创伤的幸存者。

直到真相被彻底承认，直到历史得到应有的敬畏，直到正义以最庄重的方式到来之前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记住。然后，等一个本该早就到来的回答。